城市画报十周年回访，是否有回访十年来在那十一楼办公室进进出出、来来去去的实习生们？应该有那么一些实习生，会是编辑们印象深刻的。我所知的，大概有《rice》的王击凡、我那个胖子同学BS、已成为其中一员的阿迅。对于一本曾经充满感情的杂志，学生时代里能在那里实习几个月，也算是一件不落遗憾的事。

后来的一年多时间里，我还应邀给某小栏目每期供稿，虽然很微不足道，但它让我保持了对新奇世界的了解与观察，所以内心还是倍以感激的。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已将钟情转移至别处，没有再追买，甚至没有再追看每一期的选题。那当中，怀着一种怀疑与不理解，和念旧有关，也和新知相联。

最近一次翻阅城市画报，是这期“爱植物”。这一期的专题采访了种植物的人、画植物的人、护植物的人、爱植物的人，许多都是中国lifestyle杂志不曾也不会触碰的人物和题材，却被城画以极具美感与新意的方式呈现出来。

就在这前几天，何庆基老师和Ellen Pau等人办的那本《文化现场》把新周刊的封新城和城画的编辑总监刘琼雄的采访摆在了一起。作为香港的一本独立文化评论杂志，他们明显地给了新周刊更多的着墨，但对城市画报的形容却是非常精准到位的。题目《广州的狐步舞》明显取自上世纪30年代的海派文学代表作：穆時英《上海的狐步舞》。形神兼备的题目之下，文章这样开篇：

……香港有沒有像《城市畫報》這樣的雜誌不重要，可是香港的媒體有沒有如此怡然自得，忽爾跳脫忽爾嫺靜的態度，倒令人更關心。即便一個城市的氣質是集體構建的產物，與《新周刊》共生於廣州的《城市畫報》，是同一天空下的暴烈與溫柔。《新周刊》會用「狗日」來命名，剛拿上手的新一期《城市晝報》，封面上赫然是「幸福」兩字。

采访中，刘琼雄老师讲述了十年中城画的一些转折和改变，当中提及曾经被要求“中产”化的时期，也提及给记者的空间之大。这些都是我之前不知道或没想过的，我以前只觉得别人“乐活”的专题都做了一轮了你才来出会不会太晚啊？此刻我突然领悟到城画的一种民族志式的手法，那是需要时间与积淀，而不能一昧求新求快的。就如植物，是不能揠苗助长的。我相信如主编李晖在刊首语中所说的：城市画报是偏植物气质的杂志。（虽然我还是觉得米帅和轿车广告的机油味与植物的主题格格不入。）